2016年7月19日 星期二

【Sada Chou:輔大心理系性侵事件系列十一】綜合感想(?)

 作者:Sada Chou
 
陸續有壞朋友傳連結來給我看,耐著性子今天終於看完了林香君老師的文章與其他兩篇。先解釋,「耐著性子」不是在說這幾篇文章有什麼糟糕的地方,是在形容我自己對這件事情的狀態。事實上這三篇文章都補充了很多對話的基礎與可能,尤其是佘宜娟 (Janet She)的現場側記,很耐心地兩端勾連,大概是近期看到最有價值與對話誠意的文章了吧。

我的想法如下敘,勉強要訂個題目的話,大概得訂為:失落的第四軌(?)。


林香君老師指出,輔心工作小組的工作任務是教育輔導,而不在傳統想像中的閉門諮商領域,因此,一干奠基於心理諮商倫理的質疑,可以說是搞錯了方向;在佘的側記中提到:
林老師說明,在她理解的專業理論中,心理諮商的特色是抽開複雜的處境脈絡,完全站在當事人的角度進行支持陪伴,走一個可能很「個人化」的過程;而「教育輔導」相對複雜,它是因應校園現場去理解每個學生獨特的情境和需要,而進入人和事件的實質關係、脈絡,及在其所處條件結構限制下面對學生可能的差異處境,承接事件相關學生狀態;以教育職能介入現實的具體關係,使學生分辨及承擔自己的行為後果責任,而學習、成長、發展。

我讀林文也得到同樣的理解,那麼讓我們承接這份共同的理解,繼續往下談。將「教育輔導」與「心理諮商」的定義清楚說明了以後,我的問題是:在同意輔心工作小組任務為「教育輔導」前提下,請問諮商與支持疑似受害人的系統在何處運作?

林香君老師很清楚地說明教育輔導的性質以及其為何不在心理諮商倫理規範中的理由,我可以暫時接受這個前提,雖然我覺得還是有曖昧模糊處。然而在為工作小組與輔心擺脫了奠基於諮商倫理框架中的質疑後,巫同學去年疑似受性侵時,整個輔心系所有沒有人去對她做諮商該做的工作、去站在她那一邊,去承接她的破碎與斷裂?

至此,若接受林香君對於輔心工作小組的任務詮釋,我們可以發現在「性平機制」、「司法程序」與現在被辨析分明的、在這次輔心事件中如今被定性為「教育輔導」的第三軌之外,顯然還有一塊重大而落失的區域,並且與前三軌有層次、程度不同的牽引能量存在,且彼此互為可以進續協行前進的基礎。林香君老師在 〈從教育輔導前提框架重看輔大性平事件工作小組 〉一文中這樣寫道:
上面說「諮商」專業是關起門來抽離真實處境,這並不是否定它的價值,而是它的專業特性如此,有不同的作用與限制,它能給當事人個體性的情感支持,也較易從當事人的視框內看事情,但較難在真實社會關係中提供支持。
 同時,再舉廉兮老師7月11日的發言,來做為談此失落區域的基礎:

.. 她認為,性平委員職責是應要負責校園的「性別平等教育」,但當她想去回應承接學生在事件中的巨大衝突、斷裂、痛苦時,事實上,性平機制的設計是有困境的。她認為當事人應該最需要的是,身旁信任的同儕或老師予以支持;但把事件都交給性平機制、在它的匿名性程序下,學生身邊原有可能的支持系統就整個被隔離了。此外,學生經驗到的性別和性經驗的權力不平等關係,有時事涉一個集體結構性處境,但被以「個人化問題」理解,會造成更大困境。廉兮強調,「教師進入支撐孩子想尋求支持的要求」,「這個空間位置,教育工作者不能棄守」。
簡單來說,如果「教育輔導」的工作重點不在於支撐當事人面對受創當時的劇烈痛苦,而在於敦促當事人進入團體關係, ── 我再引一次林香君的話:「以教育職能介入現實的具體關係,使學生分辨及承擔自己的行為後果責任,而學習、成長、發展 」在當事人身心受創的狀態下,當事學生(不管是任一方)有沒有這樣的立足之地和身心狀態,去進入此教育輔導的舞台?

田野不能離開現實,人療癒自己或療癒彼此的動力,不會從唯心的善意自然存在。這就是另一路有意義並且始終還沒有得到回應的批評:輔心的善法出了問題,問題在哪裡?

在諮商與支持系統失落的狀況下,推著當事人進入人際關係的責任與檢討與團體關係的修復,讓人感到這個領著教育輔導權責的工作小組,看起來是更是在為了「團體」而非「各當事人」服務。具體的例子,在711論壇現場,工作小組成員杜月生回應觀眾提問:

杜認為回到當時處理的情境,事發之初,就已進入國家刑法「非告訴乃論」的司法程序;當事人雙方考量未來的法庭攻防,也開始影響校園裡兩造當事人的利害盤算,間接造成要再進行相互理解與對話的困難。教育輔導工作小組希望兩造雙方,能夠彼此去「認」自己在過程的行動做了什麼,該負的責任,可是被控性侵的一方,他若在校方就認下過錯,會對其未來司法判決不利。這個法庭攻防的考慮,對於推進關係倫理中的認錯,成為一個困難的結構性因素。而巫生又強烈要求,希望王生趕快認錯,乃至希望其自動退學,這個是當時工作小組在結構下,難以協助滿足巫生的期待與需求。

從以上這段敘述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工作小組的「期待或希望」,根本就與已進入司法程序的當事人利益是全然悖離的。此時,本應進行積極輔導工作的工作小組,卻赫然成為事件中的新一個利益方、成為當事人另一個需要回應與照顧其需求的對象。與其說工作小組試圖承接起團體分崩離析的危機,不如說工作小組將某種復原的需求投射往當事人身上,並又是協力者、又是要求者地,索求當事人的「配合被教育」

我不知道對於林香君老師來說,此事是否有點怪誕,但我認為這就是整起輔心性侵事件案外案中最大的癥結所在:不管是自願、被迫、被錯誤的期待哄騙而進入工作小組與其協力工作的當事人,在此已成為組織復原的工具,她的創傷本身,沒有得到任何承接,本身都再度回到一個為了團體的完整而服務的位置。她連要求侵害她的疑犯不要和她出現在同一個空間裡,都被擔負「教育輔導」重責的團體表示為難。

小寫的個人的傷痛,在大我面前繼續退位,工作小組試圖一石二鳥,然而本質與目的卻嚴重衝突,這就是為什麼在此事件中的每一個人(包括夏林清與輔心師生與民陣系友),最後都覺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輾壓。這就是目的相牴觸、任務卻不分流的結果;而如今把任務再區分得更細緻,也沒有辦法改變某些人的目的不但被排到比較後面、甚且是根本直接落空的事實,人們今天持續追問的是:這個排序是否合理?而這個排序是否就是當事人最後爆發的原因?


我覺得奇妙的事情還有一點,很多的回應都纏繞在輔心的教育輔導辦法有多好、並且透過個人經驗或理論分析來把這個「好」說得更具體,但是就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回頭去看這套辦法的侷限在哪裡。除非我們現在要承認,此刻的輔心狀態仍是大好的,否則就最少有一個去反省的積極意義。

但顯然大家還是只想繼續說這套辦法很好而已。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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