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兒童性侵害的受害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經驗，就是受到侵犯後向自己的照顧者求救後，大人神色嚴肅的警告小孩：「這件事你不能說出去。」姑且不論之後的處理成人是否積極保護兒童及支持兒童的復原，在警告小孩不能說出去的當下，就對小孩造成嚴重的二次傷害。很多人在回憶自己受傷的回憶時，都會指出，照顧者的態度比起侵害本身，更讓自己感覺受傷。
小孩困在一個點：「為什麼我受傷要保持沈默？是否受傷是我的錯？沒有錯為什麼不能說？」成人的問題，除了沒有好好解釋傷害的造成，也沒有解釋「不能說」的顧慮（有些家長解釋起來更災難：「女生會嫁不出去」、「男生遇到這種事會被笑」之類更嚴重的二次創傷）。小孩感覺受傷，還被要求不可說出自己的感受，內心的委屈持續累積，成為長久累積在心中的傷害，成人沒有理解，也沒有處理。
我們當工作坊的講師，幾乎每一場都會有人來告訴我們：「我也是朵朵。」而且很多人成年後是第一次說出來。當中有很多因素，最大的原因是他們第一次感到環境是支持且安全的，在這個機會與氣氛下，他們想釋放內心長久被壓抑的傷害與委屈。
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的性侵研究告訴我們，兒童性侵受害者平均要花24年才能第一次說出自己經歷。
「我也是朵朵」成為另一種現象，如同國外的「Me too」運動，人們對兒童性侵害重視且開始討論，只是這個現象始於幸佳慧老師的繪本《蝴蝶朵朵》。
理解朵朵的現象，我們要理解下面的問題：
傷害如何而來？傷害來自一個意圖犯罪的人，利用兒童的脆弱性，利用社會的沉默，利用家長的恐懼，利用機構的疏忽，尋找機會滿足個人的慾望。
傷害如何延續？加害者看見即使犯罪過後，上述的因素也未曾改變，甚至整個社會更為恐懼、更為沈默，罪行得以掩蓋，甚至持續擴張。
成人對性侵的恐懼與不理解，直接或間接成為加害者持續犯罪的有利因素。我們創造了一個對罪行沉默的社會，讓孩子在危機的熔爐中自尋生路。
「不可說」的魔咒深入在孩子的生命中，讓小孩背負著沉重的負擔成長。這樣的魔咒可能早期來自社會對性的恐慌與不理解，成人深怕受害的小孩被社會視為「缺損、壞掉」的人，所以要求受害者保持沉默。這種奇異的「貞操」觀點，甚至會要求受害者與加害者結婚。
很多受害的孩子，感覺自己成長在一個不友善的社會裡，大家對性恐懼，對性侵害更是處在「不可說」的魔咒當中。
我們可以解開這個魔咒嗎？在我們性平教育推動這麼長久的時間裡，我們是否已解開了那些荒謬的貞操觀與性恐慌？我們是否對性侵害仍恐懼不理解不可說？我們是否仍無法直視性侵害的罪行，所以既沒有加害人，也沒有受害人？
每次演講的時候，我都會清楚說明自己受害的經歷，以及成長的困難，思寧則會分析受害者困境的來源以及給予支持的方法。很多受害者告訴我們，他們深受感動，這就是他們長久以來想要的支持與理解，他們長久以來感到委屈不受理解的感受，終於感到釋放。
為什麼幸佳慧老師要寫《蝴蝶朵朵》？就是希望兒童性侵害不再是因為恐懼而不被提起的黑暗角落。我們把繪本帶進學校、帶進家庭就是這個目的。
讓受害者感到沉重的是什麼？就是這個社會對受害者的誤解與委屈，以及不理解而產生的沉默效應。
我們不能以「保護兒童」之名，要求大家對兒童性侵害事件消音，這只會成為沉默效應的幫凶。我作為一個童年性侵受害者，必須忍受三十年的痛苦，才能說出自己的性侵經歷。沒有一個小孩子需要忍耐這樣沉默的痛苦。
受害者要的是這個社會的承接與支持，包含專業的支持。專業的支持與服務裡，最基礎的是保障求助者的隱私，就像醫生對病人的病例有義務保密一樣。但試問有哪個看病的病人不能向人說自己生病？病人家屬不能向人討論病情？只要在尊重病人意願的情況下，病人與家屬談論自己的情況與需求是非常自然且合理的狀況。
隋棠在全台講故事過程裡發現超過二十名以上的受害兒童，她所說的案例可能是這二十多名受害者的集合體，再加以去辨別化的描述。隋棠的身份只是關切小孩的媽媽，她在呈現一個現象：台灣有很多性侵害受害兒童，而且這些傷痛正在持續、大規模的發生，我們需要拿出對策來，制止眼前的傷害繼續發生。希望我們政府能主動關切，及早制定有效的政策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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